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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固执地将现实和梦境看作两个世界，逝去的人和物在现实里真切地消逝了，却能在梦境里重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突然从某个切点开始生活，当现实渐渐侵入梦境，两个世界在某个瞬间重合，你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死去，梦境便开始坍塌。现实里，人跨不过时间的维度回到过去，生命是一条不会回流的长河，我们是被困在三维空间中的蚂蚁，只有无聊的物件会激起回忆，它存在那里只是提醒你，过往已然消逝。
一台老钟，几十年来一直放置在不同空间的同一方位——电视机旁侧的木制架上，是胡桃木的深褐色，上方是表盘，没有秒针，下方是不会停止摇晃的钟摆，凑近还可以观察到内部机械构造。每到整点，它便会发出相应次数的金属撞击的浑厚响声，“噔、噔、噔”，凌晨三点，这样的声响刺耳且诡异。
2015年的秋天，钟摆在石桥镇的老家第一次停下了晃动，提示时间的撞击声被唢呐吹出的哀乐替代。姥爷去世了。葬礼上，我看见母亲在几天内憔悴了很多，凸出的颧骨上是风干后结痂的泪痕。
葬礼后不久，姥姥搬进了一所95平米的高层楼房，与曾经的乡村生活彻底割离。城里的家有16层的高楼，更安全的防盗门，煤气灶和抽油烟机，一台新电视和小茶台。只是她还是喜欢在冬天穿着花棉袄，戴着大红色的手织线帽，夏天拖沓着那双绣着花的棉布鞋，透过白色的背心能够轻易看到她衰老下垂的和充满脂肪显得累赘的肚子轮廓。那台老钟也被搬入现代房屋内，与整个家的装潢格格不入。我和以前一样会偶尔盯着它，尝试从它的斑驳中找寻过往生活的印记，那左右晃动的钟摆摇荡着岁月。
我在大雪天迈入了记忆中的那块地方，一个位于山东济宁的湖边农场。父亲的摩托车停下后，眼前是用砖泥砌成的低矮瓦房，这与城市里最矮也有六层的钢筋楼房完全不同。这段记忆在今天依旧会被不断提起，姥姥经常用它嘲讽我最初的高傲和扭捏，因为那个鼻子被冻得通红的女孩子一直站在瓦房门口，直到实在受不住腊月冷风带来的皮肤的刺痛，才任由母亲把自己领进这所瓦房中。据说，她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这儿的厕所和厨房都在外面呀？”
那时候我只有四岁，这句话被大家记了二十年。它成了由话语和记忆的黏丝纹刻的印记，每一个忆起后说出或听到的人都会觉得我不属于这里。如今再回忆起，我倾向于认为那是一个四岁的孩子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客观吐露的她亲眼所见的事实。在此之前，她只在城市里生活，瓦房、村庄是一个新的世界，她感到好奇。
那是一个狭窄且昏暗的屋子，当人们都挤在里面的时候显得逼仄，窗户上的玻璃破了一块，用塑料布糊着。昏黄，里面的光亮来自中央唯一一盏低瓦率钨丝灯，以及放置在墙角的烧炭泥炉，炭块就堆在炉子旁边。火光映着一张黑漆漆的人脸，是我的姥爷。他的头发像是冬日路边的杂草，微躬着背用铁条拨着炉子，我冷，就挨在他旁边，一起盯着火焰里跳跃的火星。
姥爷见我坐过来，就起身取来一些花生，把它们放进接着炉灰的底部铁屉里，烤成焦褐色，再把花生取出、捏开，放在手心里递给我。这只手有点像猿猴，手心与手背颜色相差很大，很明显它经常干农活。我咬着焦脆的花生，看他先用铁铲铲出煤灰，再用带勾的铁条缓缓将煤灰中还未烧烬的细小煤粒拨在一起，最后将它们倒回炉火里。火焰舔舐煤炭发出的噼啪声响，每到半点钟摆便有一声撞击，随后就是寂静，身体或生活的静滞，视觉和触觉都有些模糊，只有某些声音是真切的。
张建龙，姥爷的名字，是我2021年需要他的死亡证明时才知道的，以前我几乎不用什么代词称呼他，我们直接说话，或者就不说话。我甚至忘记了他声音的质感，只记得他说过，如果我不喜欢那边，可以跟他姓张。其实是句玩笑，但那时的我感觉自己被接纳了。
这座农场下面是煤矿，偶尔会听到炸药的轰鸣，这是开始挖矿的预兆。腊月是要放炮的，每个孩子手里也能有几盒摔鞭或火柴鞭，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掌握了某种军火，手握“武器”去寻找可以攻击的对象，那条躲在石板后面的老狗。我点燃了鞭炮的引子，扔向了目标。
“嚓…”这是人体某个血管破裂可能会发出的声音，某种改变或变化会引发颤动，即使人耳捕捉不到这细微颤动发出的或许只有0.0001分贝的声响，随之而来的是喷涌而出的血液。
三种声音肯定不是同时响起的，炸药声或许确实掩盖了我鞭炮的响声，但血管破裂的声音是我想象的，可是我的记忆偏偏让这三种声音重合，沉闷厚重的“砰！！”掩盖了会吓到那只狗的“啪！”，同时随着极为轻微的一声“嚓…”，张建龙脑子里的血管破裂了，此时，鲜红的血液应该在他的脑里弥散，如果有个微型摄影机在他的头骨里，我们会看到鲜血掩盖住本来清晰的镜头。
其实这三种声音并没有一点因果联系，是三个不同的事件在相近的时间点引发的变动，可以称之为偶然或巧合。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她也没办法理解为何在放完鞭炮回家后姥爷被人扛上了一辆车，并受到了“罪魁祸首”的指控，姥爷是被她放鞭炮的调皮行为气病的。或许成年人总是习惯去寻觅某种不幸背后的“源头”，突发事件会带来恐惧和无措，只要有个可供指责的“因”，它就会变成我们正常的生活中的某个支点，足以由此撬起此次不幸。
幸运的是，张建龙被抢救成功了，孩子没有成为刽子手。他形容那时候天旋地转，没办法用大脑控制身体。
医生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经历过脑溢血后就很可能经历第二次，而第二次或许就没有被救活的运气。从此，他的脑子里被安置了一颗命运的定时炸弹，只有命运才了解什么时候会爆炸。我们的农场好像也随之被安置了这种炸弹，大规模煤炭的开采已经使旁边的一些农庄塌陷，谁也不明白我们的房子会在什么的时候沉入地平线之下。
某种生活正敲响着命运的警钟，一根弦被慢慢拉紧，噔噔，它要接近极限，只等绷断。
在我的时间感受里，黑夜总是长于白昼，我害怕一个人的睡眠。寂静的夜，耳朵能够捕捉到更为细微的声音，猛然关灯会引发眼部的不适，一瞬间的失明让我觉得要被黑暗吞噬。躺在床上，能够听到木制家具因为老化发出的啪啪开裂的声音，整个屋子里仿佛不只有一个生命。有时候，一些梦又把我带回往昔，重新体验童年经历的恐惧。如果一定要用某个词形容童年的大部分生活，我会用“诡异”，一种时刻绷紧的紧张状态。
某种循环的梦，就好像同一种生活要在每天的夜晚重新经历一次，陷入了逃不出循环的怪圈。生命中某一刻的每一秒被无限重复，永恒轮回让人绝望，重复的述说或许表明某种肯定——我会被抛弃。
梦里，母亲带我出门，站在她的电车踏板上，我们经过一家摆放着糖果和玩具的老旧小摊，我跑向那个小摊挑选心仪口味的糖，当我转身想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她不见了。或许这种梦做得过多，以至于当我进入梦的世界时会有一种熟悉的亲切，仿佛这场戏我已经排练过无数次，但梦中的上帝要求我一定要按照程序行事。
于是我开始跟着不同的家人出门，随后提出要求，买糖果或者其他啥东西，偶尔央求他们同意，在转身的一瞬间，某种一定会实现的感觉击中了我，当我再次转回来时，背后将空无一人，它每次都灵验了。最痛苦的是，明知某个不幸会发生的“因”，契机在于转身后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可我无法改变最终一定会产生的“果”。无论多么排斥，梦里极力忍住不要行动，可我总会因为各种情况转过身子，离开他们，任由他们消失。如果在失去的一刹那醒来还不至于过于悲伤，失去后的寻找以及找不到带来的无助更加绝望，我的枕巾经常是湿的。
梦是潜意识的反映，不得不承认它与真实的生活有所连结，它展示我的不安全感。我害怕被称之为“家”的地方，白色墙壁上有陈旧的灰，触碰它会留下鬼的手印。小时候的我蜷缩在床的一角看着投映在墙上自己的影子，不敢闭眼，我盯着那个影子，唯恐会有其他身影出现，直到疲惫至极。怒摔在地上破碎的玻璃渣，半夜不知为何会有的尖叫，争吵与漠视。父亲的彩铃至今还在脑海中回旋，一遍遍拨打后我从未听到那声“喂”，只有无限重复着的机械化女声，“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它回应着一种不会有回应的预示。
年轻时的父亲沉迷于打麻将，母亲常常上夜班，父亲经常把我扔在奶奶家，他们二人会为分清究竟谁来照顾孩子引发争吵。偶尔也会有温馨的时刻，但那种温馨像是父亲闲暇时的“赏赐”。大多数时候，我坐在奶奶家的小板凳上忍着困意等他来接我，等来的是失望。
没有归宿的孤独和“踩空”带来的惊恐感笼罩着我。梦里，我在楼顶踩空，从云彩上踩空，甚至在平地踩空，随之是降落或即将摔倒，落地前的心惊，梦醒。醒来时会不清楚自己在哪里，甚至连“我”到底是谁也不太确定，恐惧淹没了我，浓厚的黑，眼前的虚无，有时候甚至感觉这是坠落带来的死亡，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光线将我从某种情绪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世界的样子重新在眼前勾勒。
今年五月我陪着朋友去曲阜的孔林，那是孔子族人的坟墓，据说每一个孔子的后人死后都可以埋入这一个地区，我无比羡慕。高低起伏的坡地上，整片整片的二月兰包裹着孔氏族人的墓碑，阳光透过树林洒在花丛上，春天刚冒出头的柳絮在空气中漂浮着，这是死人的睡眠之所，却那么浪漫和迷幻，好似在梦里。当孔子的后人是幸福的，他们有确定的归宿。
如果我的农场还在，或许我也是幸福的。过去每年，我会有两次去农场的机会，在城市里，生活是灰色的，但至少有那么几天，自然之神替我将生活点染。
母亲偶尔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那里，正在打字的我回头看她肌肉萎缩的大腿，不敢相信她真的曾载着我骑过这么远的路。但站在自行车后座上感受夏天浓热的风的记忆证实了它。还没有驶入农村时，白日烈阳照射下的柏油马路会颤动，热腾的蒸汽让远处的地平线以及离地面不远的空气产生视觉的扭曲，光线会玩弄我们的视线，炙热马路的远处总会看到积水的形态，我们期待着到达那个地方，让轮胎迅速滑过地面，溅起水花，舒缓夏日的燥热。那滩水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我们永远都追不上。
城市到农村的路会随着车轮的转动变化，宽阔到狭窄，平坦到坑洼，规整的观赏植物到肆意乱长的野草，视野里渐渐冒出田地，路两边不再是延伸出去的高楼，是稻田、麦田或玉米地。年幼的我只在电视里见到过绿色的草坪，在固有的印象里，庄稼就应该是金黄色的，从地里冒出头的“绿色”都被我归于“草”。夏天，几十亩麦苗长得正旺盛，绿得妖艳，我大喊：“这么大的草坪可以让我们踢球！”妈妈笑了，她说，这是麦子，我们正真看到的是农田。
窘迫让我红了脸，幸好夏日的炎热带来的潮红替我遮掩。这是一年里最灿烂和热烈的季节，如若万物有灵，地球是生命，夏季就是在疯狂喷涌，一切力量都聚集在此时，用满溢的热烈肆意燃烧着生命，酒神的狂欢。那是不顾一切的释放，刺耳的蝉鸣、胖得发涨的蚂蚱、生长着绿到滴水的植物，偶尔也会带来疲软。最好看的花儿永远存在于春秋，甚至是寒冷的冬，因为那美丽的花儿经受不住夏季的猛烈，大概看到最多的是月季，但不是娇艳欲滴，而是干枯的艳，烈日在烧灼它的水分。人也如此。
农场里，人们一般不在中午出门，正午是最热烈的季节里最热烈的时刻，让人恐惧。大多数人都会躲在房屋里，躺在凉席上慵懒地扇动蒲叶扇，等着黄昏的到来。夏日的正午是百无聊赖，是渺无人烟，母亲睡在瓦房的小屋里。我最近经常听她讲述童年，每次惹她生气时，我知道讲什么会让她重新与我搭话，找到可以让她回忆往昔的契机。她讲述的午睡时刻与过去的瞬间重合，在她的记忆里，童年的夏日是扰她午睡的表哥，或许还有人生中的第一次悸动。
那时的我则像个假小子挥舞手中的竹竿，像个冒险家，竹竿是手杖或武器。农场里有几条河是干枯的，里面爬满了藤蔓，我会和其他孩子比赛，看谁能最快从河的一边跑向另一边。苍耳勾在我的裤子上、T恤上、头发上，扎得皮肤生疼，但我不管这些，跳入布满杂草的干枯河道使我兴奋。
要拿竹竿的实用主义原因是防狗，农场里的狗很多，乡下养狗跟城市是不同的，基本由着狗乱跑。它们比城里的狗更有野性，狭路相逢时它不会乱叫，就盯着你，此时你不能跑或表现出害怕的样子，那样显得像是猎物，必须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性，以同样的方式盯着它，然后把手里的竹竿举高做出要打向它的样子，一般这样它就会悻悻而逃。手中的竹竿会被我想象成国王的权杖，我想拥有这里。
可我是个陌生面孔，这是个熟人社会，每当经过人群时，他们都会以一种审视的眼光打量我。如果是姥爷带着我出门，就会逐个打招呼，向他们介绍我，他的外孙。在长辈的话语习惯里，对“里孙”和“外孙”有不同的判断，“里孙”指的是儿子的孩子，跟自己姓，是自己人。“外孙”则是女儿的孩子，是外人。于是，当“外孙”的介绍被说出口时，人们就会表现出了然的神情，仿佛刚刚得知了某个真理：是个外人，怪不得没见过。
敏感的我在那时感受到了某种微妙的氛围，这种情形让我产生跟母亲笑我不认识麦子时一样的窘迫。那天，我们去麦田里捉了很多蟋蟀，它们被装在一个盒子里带回了家，母亲特意找出了一个方形的鱼缸，在底部铺了一些土，将这些蟋蟀放在里面，鱼缸口用报纸封住，戳了许多小孔。我想留住它们，畅想中，它们应该乖巧地趴在底部，随着正常的节奏睡觉、起床、吃饭、活着。但它们从一开始就用细小的足部抠刮着壁面，我睡不着觉，因为它们在尖叫。第二天，它们都死了，揭开报纸，可以闻到夹杂着土腥的腐臭。
某种死亡像是噩兆，我们家几乎养不活任何生物，除了浑身是刺的仙人球，像极了我。我感觉自己不被接纳，或许应该承认自己的“恶劣”，将他们对我的所有不满和嫌弃在某些夜晚真实地增添在“自我”上，再狠狠将它们抹掉。很多时候我想站在更为客观的角度上审视自己，我所认为的“我”和他们眼中的“我”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我是值得被爱的，为何从不记得父母的亲吻和拥抱？
作为奶奶的“里孙”，记忆里，我因不小心用门夹破了妹妹的手被她吐了满脸的唾沫。她是如此地厌恶这个不守规矩的孩子。妹妹刚出生不久时，我悄悄抓了一把沙子放进她的脖颈，这个行为是我被全家人指责为“自私”的源头。如若现在的我要为那时的我辩解，我会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家庭中某种教育和意识的缺失，以及他们对自己崇尚的人，更有社会地位的人所诞生出某个生命的爱屋及乌，爱的天平倾斜了。我不否认那时的我嫉妒妹妹，她的要求多数会被满足且更受宠爱，被偏爱是因为她比我长得更漂亮，她的父亲在体制内工作，我的父亲在厂里，她的母亲来自城里的教师家庭，我的母亲是个乡下人。这一切让奶奶更青睐妹妹，那时的我想做些什么再引发关注。
她做过很多荒诞的事情，把大量的盐倒进暖水瓶里，将冰箱里的鸡蛋往墙外面扔，在七八岁的时候问自己的好朋友怎么可以死掉，朋友告诉她，一直想这件事就会实现了，她就躲进一个角落悄悄地想。这些奇怪的事情让家人们没办法理解，他们将这些判断为那个孩子人性深处的“恶”和基因里携带的“愚蠢”。但我认为，这是他们，深谙社会规则的成年人，用自己心中的恶意和偏见对一个孩子的指控。
妹妹的手被门夹破让奶奶认为是我的刻意“报复”。我确定这是无意的，跑进屋子甩上大门是习惯性动作，恰巧那时她的手放在了门边，没有人相信我的辩解，那张不断向我靠近的充满厌恶的脸，眉头紧皱，眼框周围的肌肉用力紧绷，燃着怒火的眼球将怪罪射向我，这应该是看待敌人的眼神，可事实上这是奶奶在看我，她的嘴巴微动，好像在蓄着唾液，她对准了我的脸，“呸！”某些液体从她嘴中喷出，也有液体从我眼里流出，冲散了脸部皮肤上布满的唾沫，形成两条通路。我的脸上弥漫着老人的口臭。
我会常常想念姥爷所在的农场，在那里可以暂时抛弃一切，渺无人烟的农村正午，我拿着竹竿冒险。我想扔掉夜里被循环抛弃，不断坠落的梦，在脱离现实的另一个世界里回到我的农场，再见到死去的姥爷，在某个切口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我从未梦到过。
母亲告诉我，以前姥爷家有一条大黄狗，它会在姥爷的老家和农场之间奔波，思念催促着它的长途行走，有一天它在半路上失踪了，母亲再也没见过它。至今我都不记得去农场的路，或许我的思念没办法循着记忆回到那块地方，把某段生活带进梦里。
农场是在2012年消逝的，2011年，农场的那所破旧瓦房已经变成了两层的自建楼，夏天会阴冷潮湿，这座两层的小楼还没被住多久，姥爷就被告知需要与农场所有居民搬离这一个地区，地下的煤炭已经被挖空，这个地区实际上已无任何经济价值，地面正在下陷。没有人会在意这种突如其来的“搬离”是否会打破某种生活，人们的不舍、迷茫、对未知住所的疑惑都不重要。事实是，某些人利用完了这里的价值，某种攫取在不可阻挡的因素下损害了生态，这儿的土地、房子即将塌陷，出于某种责任或义务，以及对于人的保护，他们实行告知，人们必须搬离。当然，他们会“赔偿”对过往生活的损害，一所在城市里的95㎡高层楼房，像是一场交易，而这场交易的乙方实际上并没有一点选择权。
2012年是“玛雅预言”中世界末日会发生的年份，在那一年里我一直提心吊胆，当然，我们还活着，世界末日没有到来。真实的坠落在这一年发生了，从梦中跑到了现实，农场坠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如果我亲眼看到它的下陷，或者跟它一起下陷，四面的土向内倾塌，我站在某块石头上朝着地心降落，堕入深渊。这是某种生活的末日，它确实不存在了。
或许为了应付某种政策，历经末日后的农场被改造成一块人工湿地，创伤被平静的美覆盖了，浅浅的大片水潭铺满了曾经种着小麦的土地，湿地里死一般寂静，偶尔水鸟飞过带起涟漪。长久的寂静和美的外表抹去了曾经的记忆，好像有人不满画布上粗糙的笔触，于是用厚厚的油彩把那些干枯的艳、妖艳的绿、胖得发涨的蚂蚱通通抹去，再拿起画笔仔细勾勒起唯美平静的水面。
我的三姨在梦中揭开过这层覆盖的油彩，又一次钻进了有着吵闹蝉鸣的农场夏日，她在那个世界见到了姥爷。起初她真的在里面生活，正常与现实中死去的人对话，慢慢的发现不对劲，现实侵入了梦境，让梦刮起了黑色的冷风，她意识到眼前的人已经死去，两个世界交织，往往此时梦境即将坍塌。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个虚影还是梦境在某个时刻真的与死人的世界连结，姥爷在最后紧紧攥住三姨的手腕，用阴冷的话命令她把自己带回农场安睡。灵魂也思念着那块地方。
我没有与姥爷的合照，现在我与他唯一的连接是放在桌子上的死亡证明，上面标注了他的死亡日期：2015年9月26日。他在那天第二次经历了脑溢血，没有人再放鞭炮，是那颗定时炸弹爆炸了。他被送去抢救的那晚我正躺在床上，神经紧绷，大人们都在医院，我独自在黑暗里捕捉着一切可能的诡异声响，某种死亡的预感悄悄走近，就像梦里无数次击中我的家人会消失的预感一样。极度紧绷下，我仿佛捕捉到了遥远的琴弦绷断的响声，它随后被开门声覆盖，母亲把姥姥带回家休息，她们在讨论葬礼的事情，预感再次灵验了，在现实里。
其实没有人再把第二次出血和出血带来的死亡怪罪给我了，我却再次固执地把之前的“预感”当作姥爷最终死亡的“因”，那种预感如此强烈，如果那时候我在祈祷他的生存呢？我是梦里的预言家，现在成为了现实的预言家，我怪罪于我的“预言”，或许是因为自己接受不了真正的不幸。
葬礼上，唢呐声吵得人烦躁，记忆里我与姥爷的生活是寂静的，他应该讨厌这样的哀乐和其他人做作的痛哭。不能哭，我用指甲掐着手心，倔强地守着记忆中曾经生活的样子。
在农村，死去的人火化后会被埋入田地，他们把坟称作“林”。葬礼结束后，舅舅把砍下做孝杖的柳枝插在了坟头，柳枝生根发芽与否，预示了子孙后代是否会兴旺。
精读《樱桃园》后，我想回答作为创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你心中的樱桃园是怎样的？
为了回答它，我要在生命里找到那个“美”的东西。畅想中，这应该是一篇描写童年乡村的美好故事，伴随着美好的逝去。但我写不出快乐的文字，可能因为童年本身就不是快乐的。后来，我跟朋友讨论这一个话题，她说儿时的老屋会让自己恐惧，尤其是在梦到它的时候，接着她问我梦中的乡村。我从未梦到过那里，梦中最多出现的就是文中写的不断被抛弃的梦，那晚，我在床上躺着，不断回忆曾经做这个梦时感受到的情绪。这篇文章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它忠于我的感受和情绪，但我一度怀疑书写它的意义。我将这些真实的事件以自己的逻辑写了下来，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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